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繁荣，志愿服务理论研究也逐渐兴起、不断兴旺。从哲学、社会学、 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视野研究志愿服务的成果不断涌现。同时，志愿服务研究呈现代际的差异和传承。第一代是为志愿服务“鼓与呼”。第二代是为志愿服务“打基础”。第三代是为志愿服务“立梁柱”。第四代是为志愿服务“闯天下”。第五代是为志愿服务“开新路”。第六代是为志愿服务“散枝叶”。未来要注重提升研究境界、拓展研究领域、丰富研究方法、构建研究纽带。让新时代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更有生机活力，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 志愿服务 理论研究 代际 差异 传承

当代中国志愿服务事业，伴随改革开放进程而发展繁荣。与此同时，志愿服务的理论研究逐渐兴起，汇聚一批又一批的专家学者，推出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成果，为志愿组织发展、志愿项目创新、志愿文化传 播提供支持和帮助。从1983 年诞生北京大栅栏“综合包户”志愿服务项目，1987年诞生广州“手拉手”志愿服务热线，1989年诞生天津和平区朝阳里社区志愿服务团体，1990年诞生深圳依法注册志愿服务社 团“义工联”；再到1995年正式成立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2013 年正式成立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期间还成立多个全国性专业志愿服务社团，各省市、县区各种类型志愿服务组织等等。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 富有情怀、富有热情的专家学者伴随志愿组织的服务活动，提供智力支持、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 为提高志愿服务水平、扩大志愿服务影响做出积极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体系， 以及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的思路。陆士桢教授在《中国特色志愿服务概论》中指出，“从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视角，总结中国特色主要分为基础理论、文化价值、方法论、历史规律、运行特色等，全面概括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的理论体系，为蓬勃发展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助力。”与此同时，本人在《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理论体系分析》中提出，“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理论体系的源泉非常广泛， 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美德、雷锋精神、外国公益、改革创新’等四大源泉，同时，还在社会建设与社会 治理的背景下融合与创造了一定的新特色与要素。”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了繁荣志愿服务事业的共同目标，相互支持、接力探索。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志愿服务理论研究发展变 化为背景，探究志愿服务研究的代际差异及其传承，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宝库的积累提供素材，也为广大志愿者和研究工作者提供分享交流的机会。

一、志愿服务研究的多学科视角

志愿服务的理论研究，吸收了许多学科的知识和营养。从本质上说志愿服务的研究不是专门的学科特 点，而是广泛的领域特色。因为志愿服务具有广泛性的辅助功能，它既不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凸显在社会主流层面的重大领域，也不是医疗、法律等专注于单一领域的专业领域，而是通过千千万万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志愿者服务，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乃至医疗、教育、法律、治理、生态、应急等 等提供支持和帮助，所以志愿服务的理论研究，最重要的不是构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殊学科知识，而是要做到“两个融合”：一个是吸收各个学科的相关知识，探讨和整理对志愿服务发展有指导作用的理论元素；另一个是在志愿服务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和提炼具有理论创新价值的观点和论据，为各个学科的相关 知识进行充实和提升。为此，本文先从几个主要学科及其专家学者对中国志愿服务研究的视角进行梳理，探寻研究历程以及启示。

01 哲学视角的志愿服务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科是哲学和经济学。来自哲学及其分支学科的专家学者，对志愿 服务的研究分析是介入最早、影响最大的。一方面，从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道德教育的角度理解志愿服务在中国的价值，这是最先为人们所认同的。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 1999 年编著的《中国青年志愿者》提出，“通过青年志愿者的实际行动，在社会上倡导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见义勇 为、无私奉献的新风和正气，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促进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哲学以及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的专家学者，成为最先关注志愿服务，提供理论支持的群体，包括在志 愿服务研究和青年志愿者行动研究提供专业理论支持较大的社会学家郑杭生、陆学艺等，在进入社会学领 域之前，也具有哲学学科的知识背景。从志愿服务发展过程看，哲学及其相关分支学科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指导。一些缺乏理论认识的人，谈论当代中 国志愿服务发展的时候，往往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志愿服务是从外国引进的”就作为定论。其实，这只是 看到表象，而没有看到实质。长期闭关锁国之后，一旦改革开放就会从欧美发达国家学习经验，包括经济发展、社会管理乃至志愿服务发展的经验。但是，许多专家学者和志愿者骨干，在借鉴外国经验、借鉴港 澳台经验发展志愿服务的时候，就同时在考虑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共产党的理论中吸取知识和营养， 让中国志愿服务有“根”、有“魂”。为此，哲学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学说，从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等，探寻志愿服务的“本土根源”“本质特性”，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 的理论奠定基础，为中国探索创新志愿服务路径提供支持。

02 社会学视角的志愿服务研究

从国际国内的情况看，志愿服务理论研究最具亲和力的学科是社会学，包括与其密切相关的社区发展 理论、社会工作理论、慈善发展理论、公益发展理论等等。当代中国志愿服务兴起的时候，也正是社会学 学科恢复和发展的时候，都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探索和萌芽，20世纪90年代正式面向社会发挥积极影响力。最早受到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邀请参与志愿服务理论研究的郑杭生、陆学艺等专家学者都是转向从事 社会学研究的，后来邀请参与和指导志愿服务理论发展的李培林、张翼也都是社会学学科背景的。对志愿 服务和青年志愿者行动提供专业指导非常多的王思斌、陆士桢等专家，也是具有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科背 景的。从社会学视角，对人与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在社会中各种行为取向的动机、效果进行深入分析，这 些对于理解志愿者参与服务活动的动机，志愿者在志愿组织中的需求和反应，志愿组织的发展变化等等， 都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2001年，丁元竹、江汛清在《志愿活动研究：类型、评价与管理》中提出，“我们主张尊重历史传统和社会背景，尊重文化多元体系中的不同类型的志愿精神。在这个领域，各国的志愿部门似乎更应该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种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 判断志愿服务对于全球发展、国家发展、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人类关系、人性改善，就具有前瞻性。徐中振等对1995-2000年上海社区志愿服务进行研究，提出“上海自90年代以来普遍兴起的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不仅以社会整体性、多面性的变迁为背景，而且也在推进社会结构转型、体制转轨和价值重构等方面发挥 自己深刻而独特的作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四川等一批社会学者，对于社区志愿服务的关注和 重视，既科学指导社区志愿组织有序发展和发挥作用，也提炼总结中国志愿服务深入社会、扎根社区农村的有效路径。从几十年的志愿服务研究“圈子”看，社会学以及社会工作、慈善公益的专家学者参与志愿 服务调查研究，提供对策建议是人数最多、成果最多的。

03 经济学视角的志愿服务研究

当代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初期，经济学关注和重视不够。但是，伴随北京、广州、天津、深圳等地志愿服务的繁荣，全国青年志愿者行动的蓬勃兴起，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给予关注，进行思考。谭建光教授1995年在深圳市从事志愿服务调查研究，撰写《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志愿服务---以深圳 经济特区志愿服务发展为案例》。当时，中山大学的经济学家就特意嘱咐探究一个问题：“为什么深圳是市场经济最发达，人们最讲究利益和计较的地方，却最先诞生友爱奉献的志愿服务，这种动机有什么特殊性和普遍性？”围绕这个问题，谭建光教授等人在深圳与志愿者交流，发现共同的特点就是“两兼顾”。绝大多是从内地来到深圳经济特区的人，不论是高端人才，还是务工青年，都是为了创业就业、增加收入，也就是俗话说的“淘金者”。因此，投身市场经济、参与市场经济、计算经济利益、计算劳动效益就成为“深圳人”的标志，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但是，他们也发现，“人在挣钱的时候，不能没有良心，不能没有善意。”正是发现特区大量外来劳务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发起兴办志愿服务“维 权热线”；正是发现外来人员的生活融合与文化融合困难，他们发起“志愿者露天大讲堂”，义务为劳务工宣讲政策措施和保护技巧。这些调查资料，让研究者看到志愿服务与经济追求“相互分离、相互补充”的关系，是构成社会发展的多面性。进入21世纪，经济学学科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关注志愿服务在社会经济 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以及经济测量方式。关成华教授等出版《2017年中国志愿服务经济价值测度报告》，提出“衡量志愿服务经济价值可以使志愿者行动所做的贡献更加明晰，以推动政府相应政策的制定。计算志愿服务的经济价值，特别是其在一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可以使整个社会认识到志愿者所做出的贡献。”元竹教授、魏娜教授等也运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探究志愿服务的经济价值及其测量。此外，经济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社会管理学的专家学者也逐渐关注志愿服务现象，围绕志愿者的动机管理，志愿组织的绩效管理等开展研究，提供科学分析和专业指导。

04 法学视角的志愿服务研究

中国志愿服务发展初期，对于法律法规的关注不足，法学领域的介入不多。但是，伴随志愿服务发展壮大，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增大、人数增多，就涉及依法促进志愿服务有序发展，保障服务对象权益、 保障志愿者合法权益等问题。实践的需求引起法学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以及相关的政治学、行政学专家学者关注和重视，充实了志愿服务研究力量。广东省人大于1999年审议通过的《广东省青年志愿服务条例》邀请了法学专家等参与立法调研和起草工作。有学者在介绍广东立法经验时提到：“通过法律手段来支持、保障和规范青年志愿服务,实际是以一种更规范的方式向社会推广志愿活动及其价值观念,使青年志愿者行动产生更大的感召力。”[7]从广东的立法开始，引发全国许多省份地方立法，还有城市为志愿服 务做地方立法，这样越来越多的法学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志愿服务立法、了解志愿服务理论。这个时期，全国人大在2010年启动志愿服务法律起草工作，聘请九位专家作为起草小组的专家成员，其中就有莫于川等法学教授。后来，转为国务院制订行政法规《志愿服务条例》，也邀请法学专家参与起草和论证。其中，莫于川教授在参与主持北京市志愿服务立法的时候，特别强调“促进”的功能，因而制定了《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这是一个理念的进步。现在，莫于川等又倾力推动社会立法，提出“由于志愿服务活动主体多元化、行为多样化、内容丰富化,社会组织关系非常复杂微妙,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单纯的行政管理 事务和行政法律关系,不能指望单纯采用民政型的行政管理法规进行规制就能获得良好的法律调整效果,更需要、更适合发挥人大主导立法,通过制定法律加以调整。”随着国家《志愿服务条例》制订，以及各省市志愿服务法规的制订或者修订，吸引越来越多的法学学科专家学者关注志愿服务、推动志愿服务，为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05 其他学科视角的志愿服务研究

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呈现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热潮，也引起各种学科、专业对志愿服务的研究兴趣，包括传播学科、网络学科、民俗学科等等。并且，不仅国内志愿服务的传播和推广引起重视、研究，志愿服务的海外传播也引起重视和研究。徐媛媛分析“相较于公共外交的宏大叙事和政治维度，海外志愿服务赋予了对外传播活动更多情感性的力量，而这种情感性的力量将成为增进文化理 解、促进文化共鸣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和汶川大地震灾后志愿服务，不仅仅掀起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潮，也引发面向国际传播中国志愿服务的热潮。汶川大地震灾后志愿服务，是无法预期、突如其来的，百万志愿者自发前来参与灾后救援、安置、扶助等服务，被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成为“中国志愿服务元年”。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则是有组织的大型服务，面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展示志愿者风采，“微笑北京”成为全世界对奥运志愿者的最深印象。同时，新闻学科、媒体专业以及网络和 自媒体研究者，都开始关注和探究志愿服务的传播机制，提供科学研究的观点和论据。此外，健康卫生研究专家、应急救援研究专家、生态环保研究专家等，都逐渐关注和重视志愿服务，开展系列的调查研究， 推出多样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志愿服务研究代际差异与传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志愿服务发展过程，参与和支持志愿服务研究的专家学者一代代接力，不断拓展和深化研究领域，不断提高研究的水平和质量，不断创新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取得可喜的成效。我们结合文献资料和调查材料，归纳中国志愿服务研究的“六个代际”，其间具有研究特征的差异，也体现出传承的脉络。

第一代：为志愿服务“鼓与呼”

在 1983 年北京大栅栏“综合包户”志愿服务项目、1987年广州“手拉手”志愿服务热线、天津1989年社区志愿服务队伍、深圳1990年依法注册志愿服务社团等诞生的时候，也有一些哲学、社会学等专家关注。但是，尚未出现专门的志愿服务研究学者或者群体，通常是在“社区服务”或者“学雷锋活动”的 研究中涉及这些内容。1994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和重视理论研究，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的郑杭生教授担任协会的专家副会长，并且每一届都邀请一位专家学者担任副会长；此外，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作为青年研究的专家顾问。这样，郑杭生教授、陆学艺研究员、王思斌教授及其带领的团队是最早有主动意识、有专门视角开展志愿服务研究的学者，成为第一代专家学者群体。1996年，郑杭生教授在《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是一种体现主文化的亚文化》中分析“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是一种直接弘扬主旋律、体现主文化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 没有停留在‘言’上，而是把‘言’化为‘行’，使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主文化倡导的价值目标变成 活生生的行动事实，从而增强了社会主义主文化的一元主导地位，也极大地限制了那些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反文化，使之不能泛滥成灾，对其他各种亚文化也起了一种示范和样板的作用。”这种具有超前性、预见性的研究观点，迄今对于志愿服务的研究仍然具有指导价值。王思斌教授从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视角，为青年志愿服务发展提出许多观点和建议。2005年，陆学艺研究员提出“应组织高收入群体子女做义工（即 志愿者），对己对人对社会都有好处。”并呼吁“高收入群体应该在志愿者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突破传统志愿服务仅仅关注“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的观念，指出在重点关注和帮助困难群体的时候， 也要面向其他社会群体扩大服务范围。陆学艺研究员曾经提出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富二代’是否需要志愿者的服务，是否可以获得志愿服务？”如果将志愿服务仅仅局限在捐资捐物、慰问扶助，那么“富二代” 绝对不应该获得志愿服务。但是，伴随对志愿服务及其功能认识的扩大和深化，就可以考虑对“富二代”提供解决思想困惑、解决心理矛盾的志愿服务，引导“富二代”摆脱困扰和健康成长。与此同时，吸引“富二代”参加志愿组织、参与志愿服务，在奉献和助人的过程中转变思想观念，获得道德成长。郑杭生、陆学艺等第一代的志愿服务研究专家，针对当时社会上很多人，包括干部群众对志愿服务缺乏认识、误解较大、偏见较多的时候，不断发出呼吁，为面向社会倡导志愿服务，推进社会文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二代：为志愿服务“打基础”

伴随青年志愿服务发展繁荣，以及社会其他领域志愿服务的逐渐兴起，第二代的志愿服务研究专家陆 士桢教授、徐文新研究员、李家华教授、安国启副研究员、梁绿绮教授等就不仅仅是“鼓与呼”，而且是直接参与和推动青年志愿服务研究、社会志愿服务研究，逐渐建立志愿服务初步的理论基础。1996 年，徐 文新等分析，“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得到了广大青年的普遍认同和积极参与,但在深层次的认识和宣传上还明显不足,需要进一步调动广大青年的积极性,使其更加主动自觉地参加到志愿服务中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获得数据资料，对青年志愿服务做出详细的分析。2002年，安国启等在《志愿行动在中国---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研究》一书中分析，“建立由社区居民、社区青少年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志愿组织进行社区建设来解决社会问题，是未来社会发展和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发展的重要选择。”这是通过理论文献梳理和调查材料分析，对中国特色志愿者行动包括青年志愿者行动做出系统的研究分析。在各项研究的基础上，陆士桢教授在倾注心血和精力完成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概论》一书中指出：“本书的定位在于明确志愿服务作为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结构、独有的内容和逻辑层次，搭建起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的基本框架。”这是第一本全面论述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的理论体系、观点要素、科学依据、发展趋势的著作，奠定新时代志愿服务学说的良好基础。回顾第二代志愿服务研究专家学者群体的特点，具有两个明显的痕迹：一是从原有的哲学等学科背景向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等延伸；二是从定性的观点结论向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延伸。这样，志愿服务研究的视野和领域逐渐开阔，获得更多的理论支持，也获得更多的实践启迪。

第三代：为志愿服务“立梁柱”

在中国志愿服务研究群体中，第三代是“转型”的关键。包括丁元竹、魏娜、莫于川、谭建光等在内的第三代专家学者，具有共同的特点是生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大学或参加工作是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受到新思潮、新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此，他们基本摆脱过去“左倾”的干扰，也不受条条 框框的束缚，按照创新的思维为中国志愿服务构建“四梁八柱”，搭起初步的理论框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1998年在中国物色和邀请专家，为“国际志愿者年”的中国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编写综合分析报告。最终挑选丁元竹教授承担《志愿精神在中国》的主笔。在完成联合国委托任务的同时，丁元竹教授等撰写系列文章、出版相关研究著作。2007年，丁元竹教授等提出，“包括志愿精神在内的诚 信、责任、勇敢、正义等品质，寓于人们心里、体现在行为之中，是政策得以实施，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基础，是一种‘看不见的’和谐，必须正视它，并着实在人民心里铸就这种和谐。”特别强调通过志愿精神的传播，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构建铸就人心、凝聚力量的有效机制。另外，广东专家谭建光教授从1995年开始进行志愿服务的系统调查研究，陆续发表研究成果，对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志愿服务项目创新、 志愿服务文化传播、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2008 年，谭建光教授等提出，“中国的国情特色和现实条件决定社会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不能全盘移植，而是必须根据‘需要性’‘可行性’进行设计。我们的调查研究发现，志愿精神、志愿人员、志愿组织、志愿资源 等是中国社会志愿服务体系的要素。”这是较早对社会志愿服务体系进行研究和分析的文章，为各地区、 各组织提供了科学参考。中国人民大学的魏娜教授从公共管理学的视角介入志愿服务研究，并且成为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培训教材的撰写人，也成为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为志愿服务国际 化提出富有价值的观点。后来，魏娜教授侧重在志愿服务的基本理念、发展规律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志愿服务的创新发展具有很好的启迪价值。莫于川教授及其一批法学专家为志愿服务的立法做出积极的贡献，直接推动大量地方层面的立法，也竭力推动国家层面的立法。第三代的志愿服务专家学者，传承第一、第二代专家的“打基础”，开始探索和建立志愿服务的“四梁八柱”、建设志愿服务的“框架结构”，逐渐让 志愿服务在中国社会领域具有发展雏形，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具有理论元素。

第四代：为志愿服务“闯天下”

中国志愿服务研究的第四代群体，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90年代后就读大学、硕士、博士，具有出国留学或者国际合作经历的专家、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具有全国视野，而且具有国际视野，其中的代表性专家有张晓红、张强、张祖平等人。中国农业大学的张晓红教授作为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的驻会专家，作为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研究协调专家，不仅仅开展相关专题研究，而且参与统筹协调奥运会志愿服务培训研究、北京市志愿服务培训研究、国际合作志愿服务研究等事项，涉猎和探索广泛的领域。“我们将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经验和研究的基础上，对志愿服务体系建设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力图揭示国内外发展志愿服务事业、构建志愿服务体系的一般规律和特色路径，为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体系提供一些思路和借鉴。”近年来，张晓红教授带领团队围绕高校志愿服务发展、志愿服务项目创新 等进行深入的研究，产出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北京师范大学张强教授主动积极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合作，开展中国志愿服务国际发展研究，开展世界各国志愿服务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志愿服务“走出去”发展报告》中分析，“志愿服务作为推进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已经成为联合国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一个基础路径，也是我国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更是国际合作中推进民间外交、创新对外援助服务、建立全面分享网络的关键举措。”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各地区的志愿者和志愿组织了解国际志愿服务发展状况，参与国际志愿服务交流合作提供非常有益的参考借鉴。上海海洋大学的张祖平教授留学回来以后，一方面发挥对国际志愿服务观摩和了解的优势，翻译 和介绍各国志愿服务资料；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研究、志愿服务项目创新研究等， 对促进中外志愿服务融合、提高中国志愿服务水平和质量做出积极贡献。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志愿服务“走出去”主要是学习国际经验，那么，第四代专家学者推动的志愿服务“走出去”就 更多是“双向传播”“双向学习”，既吸收外国的经验，也传播中国的探索和创新。因此，第四代专家学者在前人“打基础”“建框架”之后，为推动中国志愿服务融入世界发挥了作用。

第五代：为志愿服务“开新路”

志愿服务研究的中青年专家，都是经过严格的学科训练，掌握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具有国际国内的广泛视野。为此，第五代专家从本性上感觉不能局限于前辈专家的既有思路，需要探索和寻找新的研究路径。这些专家以田丰研究员、周林波教授为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田丰研究员等具有“双重思维”。一方面认真配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做好“中国志愿服务研究中心”的工作，建设中国志愿服务研究的理论高地，充分发挥党和国家科学理论对志愿服务的指导作用，也充分发挥总结提炼志愿服务实践经验，提炼志愿服务科学理论的功能。田丰研究员等提出，“弘扬雷锋精神，践行公民道德，争当志愿先锋，以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为载体，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 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形成向上向善的民族力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持力量和向 上的道德基石。”这样，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志愿服务理论作出贡献。另一方面，田丰研 究员等充分发挥“新一代人”的思维特点，敢于对现有志愿服务的一些观点、经验进行反思，提出质疑， 并且在反思和质疑的过程中创新志愿服务的思维和行为。这样就有利于开创志愿服务研究的新路径、新模 式。周林波教授等通过介绍美国等志愿服务的新发展，研究中国及各地区志愿服务的新特色，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对于志愿服务创新发展具有启迪价值。目前，第五代志愿服务专家群体正在形成过程中，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专家产出大量高质量、有创新的理论成果，为中国志愿服务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代：为志愿服务“散枝叶”

目前，越来越多的博士、硕士、大学生选择志愿服务作为调查研究的方向，选择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这些新生力量，尤其是大学读书期间参与志愿服务，积极爱心助人，又开展志愿服务研究的年轻一代，将带给志愿服务研究领域更加旺盛的生机活力。近年来，许多研究机构针对大学生开展志愿服务研究 的征文，或者招募志愿服务研究助理。如中国志愿服务研究中心招募寒暑假期间的“研究助理”，参与对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阵地、志愿服务项目、志愿服务资源的调查研究，收集资料、整理文档、数据分析、撰写报告等等，为大学生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专门针对高校 学生开展志愿服务征文，《启事》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志愿服务繁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位置。’同时要求‘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关爱行动。’为此，面向广大农村乡镇和村庄发展志愿服务事业、弘扬关爱互助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征文活动通过鼓励高校学生 深入农村进行志愿服务发展调查，撰写调查报告，为助力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促进农村志愿服务发展繁荣作出贡献。”不论是招募大学生志愿服务研究助理，还是进行高校学生志愿服务调查征文，都是鼓励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参与调查研究，获得体验和感悟，为长期开展理论研究培养兴 趣、培养能力。这些热心志愿服务研究的博士、硕士、大学生，成为未来志愿服务理论创新的活跃力量。

三、几点思考

当代志愿服务发展壮大过程，先后六代研究者持续接力、不断创新，逐渐构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的理 论基础。我们发现，从第一代到第六代的志愿服务研究者群体，既有风格差异，也有知识传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化和创新志愿服务理论研究，需要重视以下几点。

第一、提升研究境界。新时代要坚 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也包括对志愿服务的领导和支持。因此，要用党的科学理论指导志愿服务的理论 研究,特别是运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引领志愿精神的丰富和充实，提升志愿服务研究的境界，在关爱帮助城乡群众的 过程中，为实现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贡献。

第二、拓展研究领域。针对新时代的发展环境和需求变化，不断拓展志愿服务研究的领域、丰富志愿服务研究的内容。在继续做好乡村社区志愿服务研究、社会力量志愿服务研究、专业领域志愿服务研究的同时，加大网络领域志愿服务的研究，新兴职业群体志愿服务的研究，社会流动领域志愿服务的研究等等。

第三、丰富研究方法。在更加深入运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也要吸收和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吸收新兴研究技术和技能,从而使得志 愿服务的研究成果丰富多样，适应新时代的更多社会群体、更广泛社会领域。第四、构建研究纽带。要构建志愿服务研究的纵向纽带和横向纽带。纵向纽带就是将第一代到第六代，乃至以后第七代、第八代等志愿服务研究专家学者的智慧整理出来、凝聚起来，相互传承、融合提升。横向纽带就是构建跨学科、跨区 域的志愿服务研究联盟、链条，打通知识和技术的隔阂，为志愿服务研究提供便捷有效的方式方法。这样， 中国特色新时代的志愿服务研究就能够获得新的动能、新的机制，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为，为志愿服 务发展繁荣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