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2021年12月16日第AT07版：与“世”偕行 责任担当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此背景下，基于道德力量作用的收入再分配，即第三次分配被社会热议，公益的力量也越来越被重视。
今年，公益故事持续上演，公益事业百花齐放：助力新冠疫情防控、捐款捐物共抗洪灾、走进田野赋能乡村振兴……在人人都能参与公益的今天，公益不只是个人的态度，更是众人的行动，还应是这些力量的联结。共益未来，如何汇聚这些善的力量，共建慈善事业？南方公益邀请爱德基金会理事长丘仲辉、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军、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谭建光、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助理秘书长魏明涛共议共益未来。
南方日报记者 周中雨
谈第三次分配
议题1：如今社会很重视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您认为第三次分配有哪些社会功能？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爱德基金会理事长 丘仲辉
现任爱德基金会理事长，并兼任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国际救灾联盟董事、江苏省政府参事等。投身公益慈善事业30年，长期致力于农村综合扶贫与发展、城市社区治理与社会服务、社会组织管理和培育、社会组织国际化以及社会企业等领域的实践与探索，曾获“中华慈善奖”“中国十大社工人物”“影响中国公益100人”“年度十大公益人物”等荣誉和称号。
第三次分配需社会协同，营造更多沟通氛围
第三次分配体量虽小，但意义重大，是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和过程中的一种制度安排，对促进社会和谐、缩小贫富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一条必由之路。
初次分配由市场机制调节，强调效率效益；再分配强调公平公正，通过政府政策和税收调节，带有强制性；第三次分配则主要基于公民自愿。第三次分配实际上是一个再调节、再平衡的过程，要遵循公序良俗和社会道德，营造互帮互助的慈善氛围，大力开展各类公益慈善活动，满足社会群体的个性化需求，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如何推动第三分配？首先，在社会组织参与第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社会组织要积极发挥社会组织机动灵活、船小好掉头的特点，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协助政府发挥好社会组织自身作用，充分释放社会活力。同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先行先试，实践探索满足社会需要的方法和措施，成功后再进行社会倡导。万一试错可及时掉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同样可以供政府参考。
其次，第三次分配是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不同市场主体在充分沟通协作的基础上，通过自愿捐赠等方式实现的。这需要营造更多的沟通氛围，创造更大的沟通空间，打通各类沟通渠道，在充分实现沟通和自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再调节、再平衡作用。
最后，第三次分配应该强调是建立在自愿、自主和志愿的基础之上。为什么特别强调志愿？因为志愿意味着企业家和社会公众怀着价值观和使命感，自发自愿地参与其中，投身公益，以追求更高水平的道德价值，得到更丰富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而作为社会组织，则更应该强调自律和诚信，让企业伙伴和社会公众愿意给予更多信任和支持，从而使资源的分配更加公开、透明、合理。
第三次分配带来的财富流动、共享，影响了困难群体的发展需求。比如，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三次分配之下，解决老年群体的困难被更多人重视。
不同地域、不同年龄阶段和文化水平的老年群体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截至2020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城市社区的“空巢独居”“失能失智”老人数量基数很大，服务需求非常多样化。
相比城市而言，农村的养老问题更为突出，因为农村养老主要靠家庭，而因青年人口的大范围流动出现的“留守老人”问题，是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的突出短板。
城市养老服务供给相对比较充足，而农村地区受经济条件影响市场供给不足，服务成本高。爱德服务的老人以中低收入老人为主，对这部分老人我们在城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及社会捐赠开展了多样化服务，比如“爸妈食堂”助餐服务。目前我们把这项服务也拓展到了农村地区，这既是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延伸，也是对农村社区养老问题的探索。
但在农村开展服务最大的困难在于配套设施不完善、居住分散、供餐成本高。部分困境老年人支付能力弱，倍受疾病、失能困扰，只要能提供一顿热饭，就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然而，不少地方都卡在了“成本”的关卡上。未来，期待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到助老公益行动中来。
谈乡村振兴
议题2：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伴随主题的变化，企业公益活动有何变化？面临何挑战？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 王军
现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2003年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从事扶贫工作18年，先后参与了机构在产业扶贫领域自2003年四川大凉山起多个贫困乡村发展的探索与实践，特别是在乡村电商扶贫、乡村旅游扶贫等产业扶贫方面积累一定的经验，参与创立并管理了机构善品公社、百美村宿等多个品牌项目的执行。
发挥商业优势，实现共赢可持续乡村振兴模式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前者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好不好”的问题。乡村振兴要注重三个问题：一是更加注重能力的提升，就是受助者能力的提升和内生动力的激发；二是更加注重长效机制，就是我们所有帮扶和发展的长效机制；三是更加注重可持续，就是不管我们做的事、项目和方式都要可持续。
乡村振兴是一个全面振兴，涵盖的面很广，总的指导方针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然后完成这个总目标的方式，有5个路径，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所以说，比起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是更可持续、更全面的一个发展。
在乡村振兴中，企业除了捐钱捐物，或者跟更专业的公益机构合作或者自己直接去做，我觉得更有价值的是，企业能够发挥自己在商业上的渠道和能力优势，找到一个双赢的、可持续的方式，参与到乡村振兴。因为乡村振兴需要社会多元主体的贡献，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这样才更有意义。
所以具体从参与方式来看，未来企业可能从单纯捐款捐物，转变到“五个振兴”，特别是产业振兴。商业企业是资源使用最有效率的主体之一，未来参与到乡村振兴，完全可以发挥自己渠道、模式等优势，在产业振兴中探索出互惠互助、更可持续的公益项目。人才振兴也是一个重要内容，乡村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企业如果能带着人才下乡，也是对乡村发展的一大支持，是一种更高级的公益方式。
还有组织振兴，主要说的是基层党组织在治理中的作用。还有像文化振兴，比如说企业可以挖掘一些传统文化，用商业的方式去帮助挖掘、保护和推广等，这就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还有生态振兴，企业如果能在这个过程中引入高科技技术，让环境得到保护、污水能够降解，垃圾分类更科学合理等，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谈灾害防治
议题3：在疫情、洪涝灾害等一次次“大考”中，企业和公益机构作为重要的救助力量之一，如何利用自身优势、技术等，借鉴新业态，为社会责任专业化运营、可持续良性发展提供新动能？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助理秘书长 魏明涛
就职于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现任助理秘书长。具有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和国际援助扶贫与灾害管理项目背景，先后参与和负责了壹基金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鲁甸地震、九寨沟地震、河南特大洪涝灾害等重大灾害的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项目；负责壹基金的减灾、救援、重建和儿童发展等领域工作，是资深的发展工作专家。
企业应更专业有效地参与到灾害防治中
灾害的发生往往呈现突发性、破坏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受灾地区原有的健康有序运行的社会机制受到影响，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受到破坏，市场供需平衡受到影响。
在这种前提下，公益慈善机构和企业应该根据自己的业务和能力特长找准定位，做好灾区的不同阶段的需求和发展评估，协助受灾地区开展灾害响应工作，安全、快速、灵活、创新、有效、持续地回应灾区的多样需求，力争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同时从灾害中反思，在灾害中学习经验，增强受灾地区和受灾群众应对未来灾害的减灾能力，提升城市韧性。
在城镇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需要企业和公益组织分析自身的能力和特长，更专业有效地参与到灾害的回应中，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
具体到救灾行动，建议企业和慈善组织根据自己的定位决定是直接捐赠还是前往灾区参与具体工作，直接捐赠可以根据法律法规选择专业、高效的慈善组织进行捐赠，而前往灾区工作可以参考以下措施：
第一，灾害发生前，企业和慈善机构应形成完整、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在人力、资金、物资、特长服务、响应流程、协作机制和行动方案等方面做好备灾，并定期开展桌面演练和实操演练，这样才能够在灾害发生时更加从容和正确地分析判断和决策，提高灾害响应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第二，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应从官方灾情通报、在地合作伙伴、媒体等多途径尽量了解全面、清晰的灾情信息，根据应急预案和实际经验做出判断和决策，规划好需投入的人力、物资和实施周期。
第三，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派有灾区工作经验的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做好政府关系的建立和协调，建立灾区物资储备中转站、志愿者招募和管理机制，同时做好车辆、住宿、交通等后勤保障，实地进行不同程度受灾地区的受灾和需求评估，针对食物、水与环境卫生、临时住所与衣被、心理与安全、政府和社会已投入资源等做好有针对性的评估，制定自身机构的资金、物资或相关服务等执行方案。
第四，在灾区开展救援行动时应每天及时复盘，优化行动方案，提升团队成员的管理能力，以此提升灾区一线的综合管理标准和流程，及时和相关方分享一线实际情况。
企业和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作为我国应急救援的有效补充，应在政府的指导下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做好社企协同，可以让救灾更高效、有序。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河南和山西暴雨中，一份“救命文档”广受关注，数字化救灾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数字化救灾不是从今年才开始，从汶川地震救援时，社会组织及志愿者们就已经利用互联网在做信息收集、识别、传递的工作，并在之后的历次灾害救援中改善得更加成熟，协作更顺畅。
到了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这一工具更加便捷、快速，从具体的受灾群众个人、村庄信息、灾情变化信息，到外界援助物资需求对接、到救援队快速响应、物资需求分配计划、物资运输、人员安排等之间更高效信息传递，都推动着社会组织往更高效、更透明。
谈培养志愿精神
议题4：慈善事业要大力发展，需要普通公民参与到慈善中来。目前我国民众参与慈善的情况如何？如何激励民众参与慈善事业，培养民众志愿精神？
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 谭建光
曾经担任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第一届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第二届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理事，现任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先后担任全国及多个省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评委，全国志愿服务“四个一百”评委等。
公益传播有助增强慈善事业吸引力
目前，我国普通公民参与慈善的意识增强、热情高涨，但是对于参与慈善的理解较狭隘、参与的途径有限、参与的范围不够广泛。一个误区是将慈善理解为捐款捐物，而且主要是企业和富裕人士的捐助；另一误区是，认为慈善需要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才做得到，生活条件一般就难以做到。
为了更好地激励社会普通公众参与慈善事业，需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要更加科学广泛宣传新的慈善理念。一是慈善捐助是一种善心的体现，既有大额捐助，也有小额捐助。“日行一善”的日捐一元钱，月捐十元钱也是有爱心、有善意，也是很好的慈善。二是宣传“赠金钱”“捐赠物资”与“捐赠技术”“捐赠时间”同等价值，普通公众捐出时间、精力、知识、技能，服务社会、帮助他人，也是非常好的慈善。三是大力弘扬全社会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风气，将现代慈善融入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方式、日常生活行为之中。
公益传播有助于宣传先进、树立典型、教育群众，增强慈善事业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营造慈善事业的社会氛围。近年来，我国的公益传播有很好的发展。一方面体现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都越来越重视传播公益志愿服务，设置讲述公益故事的专栏专版，还开设公益讨论和交流的专栏专版。另一方面是新媒体、自媒体、网络也逐渐开创公益志愿服务传播的新方式，不仅仅阿里公益、腾讯公益的传播内容越来越丰富，而且一些小型自媒体的公益传播具有特色，影响扩大。
目前的公益传播存在“散乱弱”的问题，“散”就是每个媒体自搞一套、自成体系，互相之间不能凝聚力量，缺乏规模化影响。“乱”就是有些公益传播对于慈善、公益、志愿服务的解释缺乏规范和统一的理解，甚至出现较大偏差，误导社会公众。“弱”就是将公益志愿服务看作社会纯粹的“附属”“补充”，没有充分发挥公益志愿服务促进社会发展、治理创新、民生改善、生态建设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