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为期三天的“第四届浙江省青年发展研讨会：后疫情时代的青年发展”在杭落下帷幕。300余位省内外专家学者、青年工作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共青团浙江省委主办，旨在探讨后疫情时代的青年发展问题，以推动浙江青年在建设“重要窗口”中有新作为。
借此次研讨会契机，全省第一家青年发展新型智库——浙江省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在研讨会上举行了授牌仪式。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周苏红为浙江省青年发展研究中心授牌，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陈积明为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智库首席专家、子方向学术研究带头人颁发聘书。该新型智库旨在“关注青年、研究青年、影响青年”，打造青年问题和青年工作的资政服务平台，助推“重要窗口”建设。
上午，胡坚、廉思、谭建光、王珩等4位专家发表了主旨演讲。
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咨询委员会委员胡坚首先发表了题为《新冠疫情下的精神力量》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充分体现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些精神是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支撑力量。同时，新冠疫情引发了大家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绿色发展、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思考。他认为，精神的力量是青年成长的灵魂，并号召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敢于担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廉思发表了题为《后疫情时代与悬浮社会》的主旨演讲。廉思教授认为，新冠疫情必将对价值观正处于形成期的“90后”“00后”产生深远影响，对青年而言，疫情是一回成长前所未有的疫情大考，一段饱含人间大爱的集体记忆，一次感知民族大义的共情训练，一场升华家国情怀的互动仪式。但我们在肯定制度优势的同时，也要始终保持对既有制度的反思，积极关注社会底层情绪波动。真正好的意识形态一定要对弱者有所包容有所宽慰，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做青年研究要有历史眼光，历史眼光不仅是站在现在看过去，更重要是站在未来看现在。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理事、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会长谭建光教授发表了《后疫情时代志愿服务与青年发展》的主旨演讲。谭建光教授提出，后疫情时代要通过志愿服务增强青年发展的主体性，防止志愿服务中的“被志愿”；增强青年发展的优先性，青年是有力量的社会创造者；增强青年发展的实践性，强调自主体验、自主教育、自主成长；增强青年发展的创造性，一方面用创造的活力使志愿服务更有魅力，另一方面在志愿服务中让青年的创造活力得到更多的激发；增强青年发展的融合性，注重知识与技能的融合。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王珩教授以《疫情背景下的非洲青年发展与中非青年合作》为题，与参会嘉宾分享了中非合作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非洲青年发展和中非青年交流合作。王珩教授指出，虽然非洲青年发展和中非青年交流合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但是非洲青年的发展面临着国际环境不利、失业现象严重、主流价值观念缺失等问题。对此，王教授提出，要让青年成为推动中非社会发展的资源、动力和建设者，成为传承中非友谊的使者。
下午，12位专家围绕“疫情·青年发展”“疫情·就业创业”“疫情·社会治理”三个专题，就青年关切的热点、难点和痛点话题进行了主题发言，并同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一单元：“疫情·青年发展”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陈作兵教授，以《后疫情时代中国大健康领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主题，与大家分享了他带领队伍在武汉支援抗疫的英雄经历，并指出，武汉在抗疫中的胜利源于战略层面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战术层面的多管齐下。此外，基于对后疫情时代中国健康布局变化的分析，陈作兵院长还提出了以医养结合为中心的健康老龄化战略的中国思路。
每日互动联合创始人、华旦天使投资董事总经理张洁，以《科技的未来在青年》为主题，与大家分享了他们创业团队的成长史以及团队在这次疫情中运用大数据抗击疫情的作为。在卫健委首次通报新冠疫情的当日，他们便联合李兰娟院士等专家，开发新冠防疫数据智能平台，其中就包括大家又爱又恨的健康码。目前，团队已为国务院办公厅、中央网信办、国家卫健委、科技部等多个部委以及浙江、湖北、北京等31个省市，205个地市、368个区县地方政府的防疫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辅助决策系统。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炳辉分享了题为《如何增强新兴青年群体的“四个自信”》的报告。他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在疫情爆发初期，舆论场上的混战丝毫不亚于ICU里面的混战。其中，我们要加强对新兴青年群体的关注，尽管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较小，但社会影响是大的。新兴青年群体的基本诉求在于经济待遇和社会支持，主要问题在于就业压力和劳资矛盾。刘炳辉副教授还指出，我们的思想引领工作要义利结合，寓义于利，不能脱离新兴青年群体的基本经济诉求来谈思想引领，要在新兴青年群体与资本的劳资矛盾中积极维护他们的利益，为他们发声。
第二单元：“疫情·就业创业”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黎萤教授作了题为《后疫情时代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对策》的分享。她认为，在后疫情时代，企业正在经历“六难”，不求变？难求存！因此，中小企业必须要创新，要变革。她提出创新是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和传统价值体系的斗争。对中小企业来讲，第一个重要的就是如何用开放式创新的理念引领发展。开放式创新是指创新的资源不仅仅是来源于企业的内部，我们还要看到有丰富的企业外部的资源；第二个重要的就是如何充分利用现在的所能够知道的大量的数据。创新驱动很重要的一点是数字创新，产业和数字的深度融合越来越重要。在路径上，我们要强调价值的认同，要善用网络化，要小而美、小而精，要具备开放包容的心态。
浙江省团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蔡宜旦教授作了题为《疫情影响下的浙江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的报告。基于对浙江省大学生的实证调研，她提出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新特征在于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就业意愿稳中有变、就业应对弹性多元、慢就业的逆流凸显；企业用工的新特征在于企业用工需求相对减少且呈现阶段性变化，供需双方信息诉求不对等，“云招聘”喜忧参半。在此基础上，她提了几点思考：第一，在破解2020届毕业生就业困境的同时，必须提前关注和谋划2021届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第二，要服务好中小微企业，在确立重大项目与重大投资时要充分考虑对就业的影响；第三，新业态成为稳就业的重要发力点之一，要重新认识市场在劳动力这一要素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
温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施永川教授作了题为《后疫情背景下的数字经济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报告。他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重塑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我们按照网络逻辑和数字化理念，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现有的大学进行全面、系统化的再造与重构，即推进传统大学的数字化转型。提高在线教学质量是今后在线教学实施最为关切的问题，建立适合的实施标准是推动人才质量提升、在线课程规模化普及的核心，而做好学生的学习指导、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是在线教育的重点任务。与此同时，优质教学资源共享是数字化教学的重大红利，最大限度提高共享效果和共享效率是数智时代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第三单元：“疫情·社会治理”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徐珣作了题为《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报告。他指出，通过参与抗疫，社会组织的工作方式与组织形式得到了创新，从而有助于走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组织推进基础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主要在于注重组织外部结合，如志愿团队常态化、组织工作平台化等；注重组织内部生态建设，如组织边界渗透、组织形态柔性化；注重工作开展基础，如工作情境的信息化等；注重工作开展逻辑，如助人自助等。
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敬畏教授作了题为《流动空间、地方空间与流动人口的网络圈层化》的报告，主要从流动人口网络圈层化的形成、特征和风险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流动人口在进行网络社交时呈现出圈层化的现象，即原本农村的差序格局到了城市背景中，受到工业化的影响，开始出现分层，但同时，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交还延续着原有的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其次，流动人口网络圈层化是通过“线上+线下”的交往互动形成的，是圈和层的辩证统一，本质是农耕文明认同逻辑的延续。最后，这一群体在城市工业生产的逻辑中，面临比较大的社会风险。流动人口以网络组织化方式抵御未知风险。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春满作了题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的报告。他指出，疫情将进一步加速百年未有之大败局，这给我国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挑战与机遇。挑战在于，一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会不断上升，二是社会压力会越来越大，三是会带来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跨国犯罪、难民危机等问题。机遇在于，一是社会安定将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中国，二是中产规模会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中国，三是中国的经济转型为社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工作，四是创新发展为社会治理创造了新的模式。此外，他还提出尤其要注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塑造社会治理新模式中的作用。
最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青年研究》杂志主编刘俊彦研究员就本次论坛和主题演讲进行了小结讲话。他指出，本次论坛时机好、立意好、站位高、质量高。如何做好后疫情时代党的青年工作，一要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二要坚定不移推进团的改革，改革的核心是破除行政化；三要大兴学习调研之风，特别是在团内。青年干部要练就本领，一定要勤学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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