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志愿服务发展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新阶段，其中既有各区域探索创新的贡献，也有青年作为先锋力量的贡献。从典型地区的实践探索与特色看，北京志愿服务体系注重顶层设计，上海是专业促进型的志愿服务体系，广东是融合创新型的志愿服务体系，浙江是本土根植型的志愿服务体系，四川是民间活跃型的志愿服务体系，辽宁是精神传承型的志愿服务体系。这些区域的典型经验，为中国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迪：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体系，彰显“一核多元”的优势，发挥“青年先锋”的作用，促进“区域创新”的发展。
【关键词】 志愿服务 体系建设 区域探索 青年先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志愿服务工作不断发展壮大，经历了“从青年到全民”“从社区到社会” “从城市到农村”的拓展和延伸，逐渐形成全社会参与志愿服务的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致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志愿服务搭 建更多平台，给予更多支持，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随着志愿服务在经济社会发 展和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推进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志愿服务持续发展 就成为重要任务。2006 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 出，“建立与政府服务、市场服务相衔接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2008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2016年，中宣部等八部委印发《关于支 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2017年，国务院颁布《志愿服务条例》等，不断完善志愿服务 体系的结构和要素。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因此，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就要构建全社会活跃、全民参与、促进人民美好生活的志愿服务体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王晓晖同志在 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对志愿服务工作实施动态化管理，建立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统一调度的协调机制，做到组织严密、科学高效、规范有序”，对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关于志愿服务体系的理论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在“中国知网”查询，主题与“志愿服务体系”有关的论文有374篇；关键词与“志愿服务体系”有关的论文有275篇；篇名与“志愿服务体系”有关的论文有384篇。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介绍和分析外国志愿服务体系及其特点。如费翔、李洁分析，“西方国家的志愿服务工作不仅进一步规范化，而且扩大成为一种由政府或社团所举办的广泛性的社会服务工作。志愿服务活动逐渐呈现出向法制化、政府化、机制化、全民化、社区化的方向发展趋势。”郭跃华分析，“自从1973年美国制定第一部社会志愿服务的立法以来，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美国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志愿服务体 系。”这些研究为我国的实践提供了参考借鉴。二是分析中国志愿服务体系的结构与要素。 如周锦章提出，“在政府与志愿服务力量之间搭建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充分发挥志愿服务体系 的建设性作用，促进政府的社会服务工作。”陆士桢提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体系中的模式建 构不是实践经验，也不是计划方案，而应该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具有可行性的一种社会运行模式。”这类成果为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三是分析中国志愿服务体系的区域探索创新。如谭建光、朱莉玲在2008年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省市在发展市场经济、推进社会转型的同时，也逐渐重视志愿服务的作用，并且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建立社会志愿服务体 系。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川、辽宁等省市率先尝试，大胆创新，形成各具特色的模式。”张晓红等在2011年分析，“北京、天津、广东、杭州、上海、济南等省市大胆创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志愿服务体系。”这些对于各地区的总结分析，有利于为构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体系提供参考。与此同时，作为20世纪90年代率先启动的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努力探索，积极为建立志愿 服务体系提供经验。共青团中央1996年印发《关于加强青年志愿者规范管理的暂行规定》，2013年印发《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2013年印发《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发展规划（2014—2018）》等文件，陆续建 立青年志愿服务体系，为全社会的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的志愿服务体系建设，青年志愿者同样要发挥先锋作用， 做出积极贡献。为此，本文立足两个研究视角：一是以改革开放进程为背景，探讨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的区域经验，主要选择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川、辽宁等省市作为研究对象；二是以青年 志愿者行动为案例，探讨青年在参与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中积累的经验、做出的贡献。
一、志愿服务体系的区域基础
中国革命具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经验，中国改革也具有“地区先行先试”的成功经 验。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以及一系列政策制度，推动改 革开放成为大趋势、大潮流。与此同时，志愿服务的发展也是在北京大栅栏“综合包户”、广州“手拉手”、天津朝阳里社区队伍、深圳依法登记社团等探索试验的基础上，共青团中央总结各 地经验并大胆创新推广。1993年启动的“青年志愿者行动”和1994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成立，拉开了全国青年志愿服务发展的帷幕。回顾先行地区志愿服务的经验，可以发现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基础要素发挥的影响和作用是非常大的，值得重视。
（一）思想观念基础
志愿服务发展较快的区域，在思想观念上具有不同的基础与特点，也就形成了各有特色的 志愿服务形态。其中一个共同的做法就是保持思想观念的活跃与变革。改革开放之初，邓小 平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不仅仅适用于经济领域，而且也影响到社会文化、社会服务领域。调查发现，北京、天津的志愿服务较多地在改革开放新形 势下继承和创新学雷锋活动，不断增添新元素、新内涵，从而催生志愿服务新形态。广州、深圳 等地则是通过对外开放，发现外国及港澳地区的义务工作、志愿服务具有借鉴价值，并且与传承学雷锋活动相结合，率先实行依法注册志愿者社团等。鞍山、抚顺等作为雷锋精神滋润深厚的地区，主动结合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将助人为乐发扬光大，也体现新的时代特色。在这里， 思想观念发展的最大作用就是改变“一成不变”的旧思维，适应体制改革、社会开放之后的环境， 让“学雷锋活动”具有新的特点，让“志愿服务”形式适合国情特色。这种双向的发展和创新，恰恰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积极成果。一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干部群众特别是 青年一代敢于打破思想束缚、冲出思想牢笼，将我国学雷锋活动与引进的志愿服务经验相结合。二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下，团员青年改变“大一统”的思维，敢于适应本地特色率先探 索，创造了志愿服务的“北京经验”“上海经验”“广州经验”“深圳经验”“成都经验”“抚顺经验”等， 提供给全国各地参考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仍然是各区域、 各群体探索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的根本遵循，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不断创造新的机制和要素。
（二）经济形态基础
中国志愿服务体系发展进程，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形态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 方面，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看，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志愿服务创新发展和体系建设走在前 列，提供较多的经验参考。如北京和上海成为特大城市志愿服务发展的先行者，广东和浙江成 为省级志愿服务率先发展和创造经验的地区。但是，当全社会弘扬志愿服务文化、掀起志愿服 务热潮之后，就不一定受到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了。一些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如贵州省、青 海省的志愿服务发展较快，建设了具有特色的体系。另一方面，调查发现，志愿服务不仅仅受 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而且，不同区域的经济形态，对于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也有较大的影响。例如，北京的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形态较为突出，志愿服务发展中也特别重视体制机制的建设， 注重规范有序的发展。广东的外资企业发展较快，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就吸收了较多的机制创 新元素。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快，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中就注重吸收本地资源和本地文化。尤 其是作为中国南方志愿服务发展的代表，广东省受到经济特区创办和建设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谭建光分析，“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20世纪80年代创办的四个经济特区，有三 个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所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让广东省在中国第一次转型 （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程中成为最大的贡献者和受益者。”然而，最早的经济特区，由于对外资企业管理规范欠缺，劳动者权益保障欠缺，社会友善互助的机制欠缺，“特区高效率、高竞争的生活所带来的压力及新旧观念、 新旧体制碰撞所带来的冲击，令许多人难以适应。而与经济发展相配套的社会工作、社会服务严重滞后，暂时还没有为这部分人准备‘缓冲地带’，于是一系列问题日渐显露”。正是由于 新经济形态带来的社会问题与社会需求，引发第一批志愿者涌现出来，建立志愿热线、成立志 愿社团（义工联），开展针对外来务工青年的关爱和帮助，催生新形态的志愿服务。之后，全国各地区陆续出现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股份经济、外资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形态。这一经济形态的新变化一方面让大众看到经济形态多样化为志愿服务体系提供多样化的参考借鉴；另一 方面，青年志愿者作为先锋力量，只有大胆借鉴经济形态多样化、企业形态多样化的方式，推动 志愿服务探索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模式，才能形成各有差异、各具特色的“北京模式”“广东模式”“浙江模式”“辽宁模式”。
（三）生活发展基础
在当代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初期，有些研究成果仅仅将它作为精神体现、文明成果。这只是看到志愿服务形态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形态。尤其是在上海、 广东、浙江等经济较发达、生活节奏快的地区，率先提出“志愿服务是一种生活时尚”“志愿服务是 一种生活方式”的观念，就是顺应了人民群众对于志愿服务的新理解、新需求。张翼分析，“中国 人的消费方式已从模仿型波浪式阶段向个性化多样化阶段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伴随人民 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提升，其对志愿服务质量与志愿服务的专业化要求也提高了。”生活发展基础对于志愿服务具有两方面的具体影响：一是伴随生活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升，城乡群众 对于志愿服务的需求发生极大变化。如深圳市在几十年来，志愿服务从主要满足外来务工青 年的权益保护需求、生活困难解决等，转向社区治理服务、人才融入服务、社会公平服务等新领 域。浙江省近年来的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将“数字赋能服务”与“共同富裕服务”作为新领域 等。二是伴随生活发展，城乡群众在解决基本温饱问题之后就产生友善互助、乐于助人的愿 望，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需要通过青年志愿者的 率先服务，影响和带动城乡群众参与志愿服务，那么，在新时代的社区、农村都涌现出大量居 民、村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志愿服务面临的问题转变为缺乏有特色、有新意、有实效的服务 项目。如今，不论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还是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还是河南、河北等内陆 省份，还是四川、甘肃等西部省份，伴随生活状况的改善，群众对志愿服务的需求增长，群众参 与志愿服务的愿望增长，成为值得关注的“双增长”趋势。
（四）文化习俗基础
志愿服务的诞生和发展，要适应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习俗，也要适应不同区域的文化习俗。我们调查和分析志愿服务体系的区域特点，发现各地区的文化习俗对于志愿服务发展中的路 径选择、特色形成都有较大的影响。费孝通提出，“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 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这是分析中国与外国不同的习俗影响力，其实对于我们研究区域志愿服务 也有指导价值。如张晓红等分析，“北京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历来不乏慈善救助的义举，这为 北京志愿服务的萌芽、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志愿服务 发展中融合慈善传统，激发市民义举，倡导公益文化，逐渐成为代表中国特色、具有国际影响的志愿服务模式。又如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属于市民文化比较发达，民间力量比较活跃的地区， 谭建光等分析，“正因为广东省志愿服务的产生初期，动力就来自民间，所以在后来党和政府进行 倡导、推动的时候，各种社会力量就积极合作，形成了良好的关系”。此外，上海的近现代公益 传统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发挥影响力，成为促进志愿服务发展的积极因素，也为志愿服务的专业化提供支持。四川作为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城市，民间慈善成为成都市以及其他市县维持社会生活的重要元素，与西部计划志愿服务相结合、“汶川大地震”灾后志愿服务相结合，就成为社会自主活跃的志愿服务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发现，各个地区文化习俗的差异，一方面会影响当代志愿服务发展的时间，如具有慈善传统又有创新意识的北京志愿服务发展较快， 市民文化活跃并率先对外开放的广东志愿服务发展较早，相比之下，浙江、四川、辽宁的则发展 迟一些；另一方面会影响各地区志愿服务体系形成各自的特色，如北京志愿服务体系的宏观性与全面性，广东志愿服务的灵活性与创新性，四川志愿服务体系的自主性与生命力等。
二、志愿服务体系的区域特色
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经历从自发探索到组织推动、再到统筹协调与体系建设阶段。自2006 年党中央提出建立“社会志愿服务体系”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重视、推动下，很多地区积极探索、创新经验；专家学者也跟踪研究，总结分析、提炼观点。笔者等在 2008 年提出北京的行政推 广特色、上海的文明影响特色、广东的社会合作特色、浙江的人性培育特色、辽宁的优势转化 特色等。张晓红等在2011年提出北京是政府主导、社团推动的志愿服务体系；天津是城乡联 动的社区志愿服务体系；杭州是政府支持培育的志愿服务体系；广东是广泛合作的志愿服务体系；上海是文明互动的志愿服务体系；济南是以举办大型赛事为契机加速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四川是内外互动的志愿服务体系；香港是紧密关注社会需求的义工。其他专家调查分析所 选择的地区，很多与这些典型地区重叠。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进入“健全志愿服务体系”的 新阶段，课题组对全国各省市的做法和特色进行比较和整理，筛选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 川、辽宁等六个代表性省市的经验进行分析，提供交流分享。
（一）北京：注重顶层设计的志愿服务体系
北京作为首都，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首善之区”，对各项工作的要求特别高，推进力 度也特别大。志愿服务将基层单位服务热情与社区群众生活需求相对接，创立了“综合包户” 的志愿服务形式。“1983年2月27日，大栅栏街道举行‘综合包户’协议书签字仪式，团中央第一 书记、民政部副部长、北京市委书记等领导同志出席签字仪式，对开展学雷锋‘综合包户’活动 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也是迄今为止文献记载最早开展的重要志愿服务活动。一方面发起人 来自基层，包括青年志愿者、社区机构、辖区单位；另一方面党政部门重视。这表明，北京市志 愿服务体系的特色，从一开始就是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具体特色 体现在：一是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在北京，志愿者和志愿组织都积极主动接受党的领导， 包括遵循党中央的要求，按照市委的部署，将志愿服务纳入党政工作的视野。张晓红等提出， 北京是“政府主导、社团推动的志愿服务体系。”具体体现就是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志愿服 务的领导和支持。如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由市委常委担任会长，宣传部、政法委、团委等部 门作为副会长单位，在各省市的志愿者社团中都具有格局高、影响力大的特征。与此同时，从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以及各区、镇街的党政会议，都讨论志愿服务发展事项并进行决 策。市委组织部等印发开展党员志愿服务的《意见》，鼓励党员在志愿服务中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这样，北京市的志愿服务体系，从市到区、镇街、社区农村，以及各机关单位，都体现党组织引领推动，青年率先行动，干部群众广泛参与的特征。二是突出枢纽型组织建设。北京市在总结奥运会志愿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最早于2009 年提出“枢纽型”组织建设的思路，并且以志愿服务联合会作为枢纽型组织，为各类志愿服务组织与团体提供指导和帮助，为各部门、各机构的志愿服务提供指导和帮助，将各方社会力量汇聚起来、凝聚起来，在首都精神 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治理创新、城市生态发展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三是建立健全法规政策。北京市最早由团市委配合市委市政府，围绕青年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在民生改 善和治理创新中发挥作用，出台一系列政策规定。2003年开始围绕筹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 制定一系列“国际接轨、中国特色、北京风格、青年活力”的政策制度。陆士桢等提出，“北京志 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已从推广普及、强调参与的初级阶段转向注重质量、提升内涵的发展阶 段。”例如，当各省市都是制定《志愿服务条例》的时候，北京市尊重专家的意见，制定《北京 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强调“增强公民的志愿服务意识，规范志愿服务活动，保障志愿者的权 益，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近年来，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由文明委统筹、文明办牵头，联合团市委、民政局等制定新的政策法规、制度措施，构成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四是发挥青年先锋力量。北京市青年志愿者一直是志愿服务中的先锋力量、活跃力量。一方面是来自各大高校的青年志愿者，为国际赛会服务、城市文明服务做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是大量青年员工、新兴职业青年参与到志愿服务之中，发挥专业和技能特长，为社区居民、农村群众提供关爱和帮助，为建设和谐家园、创造美好生活做出贡献。五是推进国际合作发展。北京市较早开 展志愿服务的国际交流合作，逐渐探索可供借鉴的合作经验。198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立 北京办事处，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就在北京建立项目处，随后与北京团市委、北京志愿者协会等合作开展“2008年北京奥运会促进中国志愿服务发展”国际项目，既提高了奥运会志愿服务的专业水平，也面向全国各地传播了志愿服务的理念与知识。近年来，北京市通过每年举办国 际赛会，选派志愿者参与国际交流、邀请国际专家学者来北京举办志愿服务论坛，等等，以此加大国际合作力度，丰富志愿服务文化。
（二）上海：专业促进型的志愿服务体系
上海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在近代发展慈善公益的同时，也最早引入 志愿服务形式。20世纪初期，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就开展志愿服务，为早期的产业工人提供教育辅导和生活帮助。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市利用高等院校多、科研机构多的特点，引入专家学者、专业人士的资源，与社会组织合作、与社区机构合作，探索志愿服务的专业化、精准化、高效化发展路径。一是注重统筹协调机制。上海市是最早由文明委统筹、文明办协调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地区，为全国创造了经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就率先重新倡导“学雷锋、做好事”；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学雷锋、树新风”，探索学雷锋志愿服务的经验，逐渐形成文明委、宣传部统筹志愿服务，团市委推进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的格局。上海市通过这种格局很快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志愿服务，形成浓厚的志愿服务氛围。二是科学设计制度规范。上海市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发展，发挥专业人士的特长，为志愿者和志愿组织设计科学规范的制度措施，既有利于精准服务群众需求，也有利于保障志愿者权益。特 别是在浦东新区发展的时候，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公众参与”的发展路径。“浦东模式”成为全国各地区发展社会组织、发展志愿服务学习的榜样。这些制度措施，成为构建志愿服务体系的有力支撑。三是发展专业志愿服务组织。上海市发挥优势，建立多种类型的志愿服务专业促进组织。最早通过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建立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研究机构、督导机构，直接深入社区辅导提升志愿服务 专业水平。后来，还鼓励成立“恩派”“绿映”“社邻家”等专业支持性组织，为志愿服务提供智力 支持。目前，上海市的专业支持型社会组织数量多、水平高，还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专业支持。四是构建社区志愿体系。上海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对于民生改善、邻里守望、治理创新的积 极作用。徐中振分析，“上海的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不仅承担着政府行政组织难以有效提供、市场营利组织不愿提供的许多服务功能，以社会成员自助和互助的方式解决日常生活中多样化、 个体化、情感化的各类特殊困难和问题，而且在充分组织和利用社会资源、发展社区各类公共 事务和公益事业方面逐渐萌发并形成一种社会参与的基本方式和结构性因素。”在社区机构和志愿组织主动探索、深化服务的基础上，上海市委市政府在2016年将建设“100个社区志愿服 务中心”纳入“十大民生实事”，为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在社区开展服务活动提供健全的阵地网 络。同时，还提出，“志愿服务的精细化转向，将进一步提升上海志愿服务的内涵与质量，并从 整体上推动志愿服务的模式转型。”
（三）广东：融合创新型的志愿服务体系
广东省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最早创办经济特区、创办外资企业、发展市场经济、开展市场竞争；同时，也最早诞生志愿服务，引领新的社会风尚。一是借鉴中外成功经验。广东省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南风窗”，改革开放初期成为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探亲的主要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很多人就是从归国华侨、港澳同胞口中听到“义工”“志工”的词汇，了解到外国及港澳志愿 服务的状况。如广州市在率先对外开放、中外交流的环境中，出现青少年特别是中小学生的思想困惑、心理困惑，甚至出现极端倾向。这时候，一批热心人希望开展热线服务帮助青少年，恰巧从华侨、港澳同胞了解到志愿服务经验，就确定为“手拉手”志愿服务热线电话。佛山市也是 在一些港澳同胞的影响下，禅城区、南海区的一批热心人组建“佛山义工团”，开展志愿服务。深圳特区的热心人借鉴广州、佛山的经验，主动到香港与义工社团交流沟通，在1990年创办了 中国内地第一个依法注册志愿者社团——“深圳义工联”。一直以来，广东省志愿者和志愿组织与外国及港澳的交流合作非常频繁，“请进来、走出去”的合作服务较多，逐渐形成融合创新 的志愿服务体系特色。二是社团探索创新。广东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志愿服务发展的鲜明特色，就是社团多、团队多。谭建光分析，“党政兴办的志愿社团、民间成立的志愿社团、 境外机构进入的志愿队伍、公民自发的志愿群体，相互合作、共同服务，为广东省的繁荣富强和群众的幸福生活提供帮助，产生良好的效果。”从“广东志愿者（i志愿）”网查询的数据， 广东省共有志愿服务组织与团体132502个，其中依法注册的志愿服务组织21865个，备案记录的志愿服务团体 110637 个。这些社团和团体自主探索发展、自主服务社群、自主传播文化，构成广东省丰富多样、新颖活泼的志愿服务格局。三是鼓励多元探索。广东省志愿服务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特色就是“志愿者”与“义工”的并存。其实，两者的英文来源都是一个词volunteer，引进中国内地以后，在广东省的不同市县，就采用不同的称谓。广州市及大多数地区，与全国一样称谓是“志愿者”；深圳市以及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部分地区称谓是“义工”。这种鼓励多元探索，允许不同称谓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在不同的选择和比较中， 更多体验志愿服务的特色魅力。同时，不论是“志愿者”的组织发展与体系特色，还是“义工”的组织发展与体系特色，都为全国各地提供参考借鉴。四是积聚人民群众力量。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各项工作的“先行先试”都是为全国做探索。在志愿服务发展中，积极探索吸引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壮大志愿服务力量的有效方式。广东省率先提出“我志愿、我快乐”“志愿服务是一种时尚生活”“让志愿服务成为生活方式”等，改变原来认为志愿服务“高大上”“神圣不接地气”的观念，推进志愿服务的生活化与常态化，让城乡群众习惯“点滴志愿”“随手志愿”“时时志愿”。
（四）浙江：本土根植型的志愿服务体系
浙江省志愿服务发展快、志愿服务体系化程度高，志愿文化深入城市和农村，营造浓厚的 志愿服务社会氛围。一是依托深厚文化发展。从宋代以来，浙江省以及江南地区就成为文化 交织与融合的新中心。既有中原文化的南迁，也有江南文化的根植，还有海洋文化的浸润。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志愿服务发展也获得这些丰富文化的熏陶。因此，浙江省提出“孕育浙 江特色的志愿服务文化——在文化制度建设中应注重志愿理念的重塑，形成全社会的志愿文 化自觉，形成共享共治的氛围；同时加强志愿成果转化，在总结浙江经验和模式、研究志愿服 务理论的基础上，引导志愿服务实践，提升志愿服务的影响力。”［28］浙江省的志愿服务文化， 将志愿服务的深厚文化、本地特色与创新元素相结合，让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充分发挥，创造出 富有特色魅力的志愿服务内容和形式。二是多样经济形态支持服务。浙江省经济非常发达， 尤其是民营经济基础雄厚。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参与慈善公益、回报家乡父老的热情，也 成为支持志愿服务发展、推动志愿服务深入的动力。一方面，很多企业建立志愿服务队伍，发 挥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创新志愿服务项目；另一方面，企业资助社区、农村、学校的志愿服务 组织发展，鼓励开展适应社会文明需要和城乡群众需求的服务。三是打造志愿服务精品项 目。浙江省既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也有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还有阿里巴巴等企业支持的慈善公益大赛也包含对志愿服务项目的支持。这样，本土根植的志愿服务项目蓬勃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四是建设志愿服务规模组织。浙江省在打造规模化、集团化企业群的同时，也在打造规模化、集团化的志愿服务组织群。目前，以杭州、宁波等城市为代表，通过“公羊会”“红领之家”等发展壮大，推动志愿服务组织规模化、精品化。现在，其他市县如温州市、湖州市等也发展富有特色、富有影响力的志愿服务组织。浙江省以“志愿文 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为基础，吸收国内外志愿服务经验，构建根植本土的志愿服务体系， 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价值。
（五）四川：民间活跃型的志愿服务体系
四川省志愿服务体系的建设既有历史文化传统，更是充分利用当代发展的机遇和资源。一个条件是大学生志愿者“西部计划”的促进作用。进入21世纪，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等启 动“西部计划”志愿服务，最初的重点落地省份就是四川省，并且不断总结经验提供全国参考。另一个条件是“汶川大地震”灾后志愿服务的活跃，为四川省留下众多志愿组织和志愿项目的 资源。张胜康分析，“‘5·12’抗震救灾过程显露了公民社会中公民的良性互动和友好合作关系， 预示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在大灾大难面前，中国人的自我救助、自我管理能力迅速提升，参加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识空前强化”。在此基础上，四川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活跃的 特点，推动志愿服务发展繁荣。一是善于汇聚各方力量资源。“汶川大地震”灾后志愿服务，吸 引全国许多地区的志愿组织前往参与，包括北京、上海、广东、云南、黑龙江等地的志愿组织， 也包括在境外的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的志愿组织；此外，还有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志愿组织 前来参与。这些国际国内的志愿组织在参与四川各市县的灾后救援、安置服务后，有些留下一段时间持续服务，有些培育四川本地的志愿者团队发展，有些与四川志愿组织建立长期的 网络联系。共青团四川省委、四川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善于汇聚和发挥这些国际国内志愿组织 的资源，通过开展论坛交流、培训讲座、专业辅导等方式，不断提高本地志愿组织的能力。二是激励城乡群众的参与热情。四川省不仅仅做好成都、绵阳等城市社区的志愿服务，而且充 分发挥“西部计划”青年志愿服务的资源和影响，积极发展农村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在服务的山区农村、帮助山区留守儿童的同时，也传播了志愿精神和志愿文化，带动了当地干部群众参与志愿服务，形成乡村互助的社会氛围。三是推动打造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四川省 志愿服务将本地特色与国内趋势、国际影响相结合，打造了很多富有全国影响力的志愿服务 品牌。从历届中国志愿服务交流会暨项目大赛的获奖项目看，四川省都拥有较多金银奖项目， 在全国引起关注。此外，成都市作为社会组织发展快、社会服务项目多的城市，培育了许多具 有中外融合特色的服务项目，让社区农村的志愿者广泛参与。四是注重社会文化习俗影响。四川省提出创造志愿服务的“西部特色”，提出凸显“川味”志愿服务，最主要的就是特别认真的 服务、特别热情的服务、特别有韧性的服务、特别有影响的服务，融入了四川人的个性特点，具 有鲜明特色。在中西部地区，四川省是志愿服务发展快，较早探索和建设志愿服务体系的地 区，是值得学习借鉴的重要省份。
（六）辽宁：精神传承型的志愿服务体系
辽宁省作为东北地区的重要省份，志愿服务也独具特色、富有活力。一是发挥精神财富的作用。辽宁省既有“雷锋精神”，也有“郭明义精神”。尤其是鞍山市以这两种相互传承的精 神为资源，开展“志愿者之城”建设。李坚等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辽宁省鞍山市充分发挥 ‘一座钢城，两代雷锋（雷锋、郭明义）’的丰厚资源和传统优势，广泛宣传和普及‘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和‘行善立德’的志愿服务理念，不断推进志愿服务工作、规范化建设， 激发全社会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同时，抚顺市作为“雷锋纪念馆”所在地，不断总结“雷 锋精神”的新元素、新特点，面向全国交流推广。因此，辽宁省获得“雷锋精神”“郭明义精神” 的滋养，形成富有生命力的志愿文化。二是注重典型人物的示范带动。辽宁省在雷锋、郭明义等事迹的带动下，广大干部群众对于“学雷锋、做好事”、对于志愿服务都有天然的亲和力， 乐意互相帮助、乐意关爱互助。俗语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就是这种社会现象的体现。三是构建社区农村互助网络。针对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农村幅员广阔的特点，近年来注重推动城 乡志愿服务的联动，推动城市志愿组织深入农村服务并扶持农村志愿者团队的发展。因此， 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就逐渐包括农村志愿服务的力量培育和网络建设等方面。四是推 动社会文明发展进步。辽宁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区，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社会转型的困难，需要 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机遇。因此，在志愿服务的 发展中就应突出社会文明传播、思想观念更新，培养广大干部群众紧跟新时代、学习新思想， 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积极力量。
三、启示
我国不同区域的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有着共同的元素，许多可以相互借鉴的经验值得我们 关注和思考。
第一，构建“中国特色”体系。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志愿服务发展较多吸收和参考外 国及港澳的经验。那么，经过四十多年的探索实践后发现，党的宗旨、雷锋精神、中华传统、外 国经验等都是促进我国志愿服务发展的要素。在传承、借鉴与融合的基础上，需要创造志愿服务的“中国特色”。陆士桢提出，“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基本形成了从上到下、有组织有领导、全 面性制度化的发展格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志愿服务不断发展和丰富，构建富 有生机活力的体系，也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 研究分析，我们提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体系的含义，就是在党和国家鼓励和支持下，人们在 参与服务社会、帮助他人的行动时所构建的组织、实施、传播、保障等机制的总和，具有科学性、 系统性、有效性、活跃性、创新性、成长性等特征。要引起特别关注的是，科学性、系统性、有效性是志愿服务体系共有的特征；活跃性、创新性、成长性则是青年参与构建志愿服务体系所带 来的新特征。这种体系既有组织动员的作用，也有自主参与的活力，为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繁 荣提供良好基础。
第二，彰显“一核多元”优势。虽然志愿服务诞生初期有社会自发、民间活跃的基础，但是 很快获得党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并且逐渐获得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不论是北京大栅栏“综合 包户”志愿服务，获得团中央、民政部、北京市委的重视与支持；还是深圳市“义工联”发展初期 就获得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尤其是2006年以来党中央的重要会议、重要决议都提到志愿 服务，提出指导要求。进入新时代，党对志愿服务的领导和支持作用更加凸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志愿服务领域，既包括各级党组织为志愿服务发展把握正确的方向，为志愿组织和志愿项目的发展 提供有力支持；也包括在各类志愿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发挥党员志愿者的 示范带动作用，让志愿服务在经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中更有作为。
第三，发挥“青年先锋”作用。青年志愿者始终是志愿服务事业发展、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中 的“先锋力量”“活跃力量”。与20世纪90年代青年志愿者行动“一枝独秀”的环境不同，现在是全社会志愿服务发展、全民参与志愿服务，团员青年成为其中一支力量。与此同时，在党的领 导下，文明委统筹协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青年志愿服务体系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敢想敢干、爱思考、爱创新等特点，必然在志愿服务发展中率先探索、率先实践，不断积累创新 的经验，为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第四，促进“区域创新”发展。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的发展，伴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创新，吸 收各地创新经验不断充实丰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仍然要鼓励各部门、各机构、各 组织积极探索志愿服务的区域特色，尤其是鼓励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川、辽宁等地区更加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为构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提供新参考、新借鉴。
总之，中国志愿服务体系从“建立”到“健全”的发展过程，既要做好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度设计，也要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探索创新，这样才能够汇聚成富有内涵、充满活力的体系要素。